山东警方总结近期破获的多起全国性传销大案，注意到新型传销迷惑性越来越强，往往打着“一带一路”“互联网+”等国家政策旗号，包装成地方重大项目，甚至拉拢欺骗地方党政干部参与其中，企图瞒天过海。

此类传销组织将其活动与国家政策、领导人讲话和地方经济发展绑在一起，蒙骗广大群众，破坏地方经济稳定，危害群众财产安全，亟待加大防范力度。

打领导人旗号，歪曲国家政策

今年6月初，济南个体从业者付筱惠为劝阻家人参与传销活动，旁听了一次传销组织举办的讲座，见识了传销分子天花乱坠的吹嘘功夫。

付筱惠说，传销组织的讲师声称自己身家上亿，吸引听众每人参与投资的金额从750元至75000元不等，投资目标是所谓国家领导人支持的“一带一路”项目，包括在周边某国开设赌场等，并声称“国内不能搞的项目国外可以搞”，受骗群众既有老年人，也有20多岁的年轻人。

尽管这些项目一听就很荒唐，但付筱惠的母亲深信不疑，坚持认为“老师”指明了快速致富的道路，付筱惠多次劝阻无果。除了将女儿的阻拦斥为不孝外，老人还说“这是政府的项目，作为老党员，就要坚决支持”。

将传销行为包装得“高大上”是传销分子的惯用伎俩。

潍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今年在打击一起以某商城名义开展的传销活动时发现，传销组织以编印内部刊物为手段展开自我宣传。

翻开这份刊物2016年第1期，可以读到大量对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互联网+”“一带一路”等国家政策的曲解，以及多位国家领导人活动报道的拼贴，传销组织将这些政策和国家领导人活动巧妙“嫁接”到其传销模式和活动中。

在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去年侦破的“百川币”互联网传销案件中，传销组织假借“互联网+”“一带一路”旗号，发展所谓“互联网金融”，涉及24个省区市90余万会员，会员层级多达253层，涉案金额21亿元。

拉拢欺骗基层干部，捆绑地方利益

办案民警反映，近年来新型传销极善包装，甚至拉拢欺骗地方党政干部为其背书，与地方经济发展事业相捆绑，俨然“合法性”十足。

沾化区公安分局办案民警说，“百川币”传销组织主要头目仅有小学文化，却能把传销活动说成符合国家“互联网+”战略的重大项目，连地方党政干部也被蒙蔽，甚至为其站台。

根据警方介绍和网上流传的地方电视台报道视频显示，这个传销组织2015年召开700多名会员参与的“百川世界互联网峰会”，会议地点选择在中部某省一地级市市委党校，该市副市长到会致辞，商务局局长、副局长等领导干部出席。

据办案民警介绍，“百川币”传销组织还组织上百名高级会员，身穿红军军装、打绑腿，赴革命圣地体验红色教育。

“为了躲避打击，他们利用传销资金在浙江和四川投资茶叶和柠檬产业，企图造成发展实业的假象，期望‘规模大了，国家就不好打击了’”。

一名县人社局干部还表示，作为合作单位，人社局“时刻盼望着项目在县里成功落地”。

办案民警说，直到侦办案件时，“百川币”传销组织“投资”地区的部分党政干部还深信该组织带来的是招商引资项目。

传销作为公认的“经济邪教”，近年来往往隐身于“泛政治化”包装之下，“借势”发展壮大。

传销变种迅速，坑骗群众钱财

与以往传销不同，新型传销普遍借助互联网发展下线，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面更广，甚至结合境外引进的新模式，危害更深、打击难度更大。

对部分参与传销的群众调查取证时，即便主要头目已经认罪，不少参与者依然坚持认为自己是投资国家重点项目，符合当前国家鼓励政策。

“按下葫芦浮起瓢”，不少基层办案民警这样描述打击新型传销的感受。李国青说，在打击“百川币”传销组织的行动中，发现了多个以“某某币”命名的类似变种，虽然名头不同，实质相差无几。

夏洪海说，某种传销活动一旦被公安机关查处，会很快推出改头换面的变种逃避进一步打击。

此外，基层民警还介绍，目前国内一些新型传销模式来自境外，操作流程成熟，发展初期让人更难辨认。

随着互联网工具和技术的日益普及，新型传销传播手段越来越多，裂变和复制速度越来越快。

他们建议，在加强依法打击的同时，还应广泛通过以案说法等方式，面向社会加强宣传引导，避免群众上当受骗。

传销产生于二战后期的美国，成型于战后的日本，发展于中国。传销培训教材不仅极富煽动性和欺骗性，而且具有很多心理学的要素，极易诱人上当。在国外传销和直销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国外只有传销这一个概念，国外传销的主要概念是:以顾客使用产品产生的口碑作为动力，让顾客来帮助经销商来宣传产品后分享一部分利润，也就是客户传播式销售。这跟国内的传销是两个概念。

中国式传销是虚假的公司，虚构的产品，什么都是空的，就只是让你拉人头，从入会费或者加盟费中提取少量提成。或者控制人身自由，没收财物，让你无法与外界联系，天天学习那些传销培训教材，让你学会怎么骗人，然后列名单、